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者

　　1935年，长期资助严东生读书的伯父希望他报考税务学校，今后可以捧个“金饭碗”；但他深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如愿考入了清华大学理学院。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参加中国科技工作者协会美国分会与爱国学者一起谈论时局、阅读进步书刊报纸、公开发表爱国演讲。

　　1949年春，严东生以全a的成绩获得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陶瓷学博士学位，留校任博士后研究员，有很好的条件让他继续从事无机材料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工作。由于工作成绩优异，同年，严东生被选为西格马赛(sigma xi)等四个荣誉学会会员，这在当时毕业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当即毅然提前辞去伊利诺伊大学的聘约，克服重重阻力，经过40多天的辗转，带着极少的行李和很多图书资料，于1950年4月回到祖国。

　　建国初期，严东生赴鞍钢主持制定我国第一个耐火材料的生产、检验、测试标准；开展窑炉热平衡的研究，提出节约能源的有效措施。1954年开展了包头含氟铁矿石对高炉耐火材料侵蚀的研究，为包钢炼铁高炉各部位的选材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开展了中科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者

　　严东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在高性能无机材料研究方面成就卓著。

　　在外行看来平淡无奇的粉末、块块，在严东生看来却如一支支各具特色的奇兵，在国民经济、科技前沿冲锋陷阵：送卫星、导弹上天，钻入人体治疗疾病，捕捉微观粒子……

　　自1949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急国家之需”，一直是严东生的信条。上世纪50年代，他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耐火材料的生产、检验、测试标准，为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60年代，在研究所开辟了我国高温结构陶瓷、功能陶瓷、人工晶体、特种玻璃、无机涂层材料等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70年代，他主持研究了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为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80年代，他不断完善学科布局，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从材料科学角度出发的研究网；90年代，他敏锐觉察纳米材料研究趋势，促成了国家对纳米材料领域研究的关注与投入，他也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开拓。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副所长、曾任严东生多年秘书、同时也是他亲自带教的研究生“关门弟子”杨建华，对先生的很多事情都难以忘怀，“目前我国无机材料科学的框架，基本就是严老定下的：结构陶瓷、功能陶瓷、特种玻璃、人工晶体......”

　　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领衔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012年7月宣布发现一种新粒子，其特性与被称为“上帝粒子”的西格斯玻色子一致，而探测器“心”——电磁量能器使用的5000根高质量、大尺寸新型钨酸铅（pwo）闪烁晶体，正是严东生团队的杰作，那一年严先生已是90岁高龄。

　　在7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严先生始终保持着创新精神，当他50岁首创了新型陶瓷基复合材料时，没有人想到他会在90岁时站在更高的科学高峰上。严先生曾经说过，他最好的科研时光是从60岁开始的，直到90岁。

　　严东生灿烂夺目的学术生涯，在于他的创新、他的坚韧，在于他的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信心。

　　“他从不局限在一个窄窄的专业领域里。”严先生是一个战略科学家。几乎所有人都这样说。

　　远见卓识、高瞻远瞩的规划者

　　严东生是卓越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工作领导者。

　　1955年3月，他参加了由周总理、聂荣臻、陈毅元帅主持的新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订。作为杰出青年科学家，年仅38岁的严东生主持制定关于陶瓷与硅酸盐工业的报告 ，为推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国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2年2月15日至3月10日，严东生参加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主持的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同年，参加了国家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

　　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为振兴科学与教育事业邓小平约请30位科学家与教育家举行了为期四天半的“科教座谈会”，严东生出席了这个会议，并作了长时间的专题发言，向小平同志恳切地陈述了意见。

　　1984年3月22日，他被中央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严东生说：“从此，我从科研第一线转至中国科学院领导岗位，更多地注重从国家科技发展全局来考虑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以严东生为书记的中国科学院党组就像高明的乐队，挥洒自如，演奏着一个个科技改革、开放的音符。

　　他花两三年时间跑遍了全国各省市的15个中科院化学学科研究所。每到一个所，都要住上五六天，一个个实验室去看，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

　　他主持制订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和中国科学院第一个科技体制改革方案，得到了当时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评价，使中国科学院率先在全国迈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他还主持或参与几项重点工作，如创建开放研究所和开放实验室，破除部门所有制，把科研设施供科学家共同使用，接受流动研究人员，打破近亲繁殖。

　　严先生是我国材料学界的一张“国际名片”。他是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陶瓷学会杰出终身会员、亚洲各国科学院联合会主席、国际陶瓷科学院创始董事......他只用一句话概括所有这些头衔对于他的意义：进行充分国际交流，走到世界科学前沿，让世界科技为我所用。

　　他积极倡导和推动中国科技界与国际学术团体建立合作关系，让一大批中国的优秀科学家走上国际科学舞台。上世纪80年代，严东生亲自带队出国，积极推动和组织与美国科学院、德国马普学会、法国科研中心和日本学术振兴会等各国主要科学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

　　他促使中科院与国外主要学术团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建立了我国与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友好科学交流和国际合作关系，有效提升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践行者

　　严东生是践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以德服人的典范。他为学生开列的参考书确有相当的数量，同时还自己摘编当时国际上已经发表的最新资料，印发给学生参考学习，使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国际上的新发展。

　　他结合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给中青年科技骨干创造条件，选送他们到国外知名的实验室去进修，开展合作研究或攻读博士学位或进行博士后研究。他决不允许对方给他的学生或下属随便在实验室安排一个工作，要求每个学生学有所得，真正“镀金”而归。

　　定期派出青年学者前去访问，这在当时的中国，非常难得。上海硅酸盐所高性能陶瓷和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施剑林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生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

　　“我们老一代人是我国科技事业的过桥板、铺路石，一定要带好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对年轻人，严东生有着特别的关爱。严东生学识渊博而治学严谨，诲人不倦而提携后学，他的学生可称桃李满天下。

　　他先后培养了十余名研究生，在高温结构材料、高温涂层、陶瓷物理化学和快离子导体、纳米材料科学等学科方面带出了一批学科带头人。

　　严东生的科研生涯领导了很多研究项目，但最后在获奖名单里“严东生”三个字要么没有出现，要么放在了最后。1998年，他建立了“严东生助学奖学基金”，用于保障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激励学生奋发向上，创新进取。在此之后，严先生又多次将自己的奖金拿出来，作为追加基金。

　　来源：中科院上海分院、上海硅酸盐所